由189个国家在2000年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其后制定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提出了8项在2015年之前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即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或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说，即便是在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帮助行为也不是绝对无偿的，它其实是一种以人情作为隐形对价的交易。诚然，在饭店案中，饭店老板的行为不会构成犯罪，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提供食宿之类的行为——这类行为对于被帮助者而言通常具有犯罪之外的独立意义一都不会构成犯罪。
据此，本文认为，为了阻止帮助者在知道正犯的犯罪意图的情况下仍然向正犯提供帮助，对该帮助行为施加刑罚，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刑罚的有效性就是指刑法处罚中立的帮助行为对于制止正犯的犯罪行为是否有效。上文已述，在网络共同犯罪中，帮助者与正犯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相互之间可能并不认识，对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可能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能抓获实施帮助行为的人而不能抓获实施正犯行为的人的现象。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会大于其成本。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最大程度地规避刑事法律风险一一不仅包括实体层面的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也包括程序层面的被刑事侦查的风险，帮助者在只是猜想到被帮助者可能有犯罪意图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对方完成交易。
但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一个人在实施一个行为时可以同时存在多重目的，因而完全有可能出现帮助者既有正当目的又有非法目的（促进他人犯罪的目的）的情形。如此一来，通过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来减少正犯的犯罪行为这一立法目的就会完全落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谓协调，是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虽可针对同一事项作出各有侧重的规定，但党内法规的要求不能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左，以免造成规范冲突、令人无所适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要求紧紧围绕迈向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法治建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习近平同志围绕法治与改革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揭示出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关系，为保证改革的合法性与法治的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强调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题。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同志用三个坚持回答了这三个大是大非问题。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立法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具备遵循规律、发扬民主、加强协调、凝聚共识的能力。这场革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这些目标任务的落实，离不开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制度和机制，离不开强化党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治改革等方面的系统领导。要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
5年后，即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要建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着力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
（六）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一）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概念和广泛使用的公共话语，通常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与结果状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法治贯通于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数十年的领导实践中，他一以贯之地关注法治、钻研法治、践行法治，在推进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非凡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制度和实践问题，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集成性、原创性贡献。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必须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清醒、强烈的政治自觉，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坚持党政依法治理和社会依法自治相结合。全面依法治国和社会治理面临的基本矛盾是秩序和活力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法治理论的基本问题。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在核心价值上的一致性以及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决定了它们可以而且必须统筹推进。为此，应当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洁，切实有效地提高司法公信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面向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必然随着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创新发展，必然在新时代朝气蓬勃的法治进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永葆生命活力。党保证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维护法律权威、尊严和统一。
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法治具有国之重器的威力。法治的价值目标和举措有许多，但归结起来就是实现整个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和决策部署都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在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树立自信、保持定力、毫不动摇。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其要害是把厉行法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达到搞乱人心、颠覆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为全面依法治国明确了三项重点任务。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深刻论述了法律和道德、法治和德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现代化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发轫于清末民初。
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总结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深刻哲理，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并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之一。全面依法治国体现出我们党革命的勇气、革命的思维和革命的精神。